理水

没上过这位老法官的课，只是听不少同学抱怨过他年纪大了讲课不清楚。除了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些正事轶事（诸如是本地大户根深叶茂什么的）之外，对他也没有更多了解了。只是三年里不多的个人接触当中，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和善的老爷子。还记得第一年那会儿参加mock trial正好是他做法官，trial是晚上搞的，显然老头儿很乏了，坚持到最后连等陪审团出verdict都差点忘了。可是第二天在图书馆迎面碰见，老头儿还是笑容可掬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拍拍肩膀，把前一天晚上已经说过的鼓励的话再重新表达一遍。最后一次见到老法官就是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了，老师们坐在台上，他坐在老师当中最前面一排，每个毕业生上台受了佩带之后，下台前都会正好经过老头儿面前，包括我自己在内，只要有学生目光转向他，他就会欠起身来握手祝贺。那天老师们退场的时候看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成都似乎比平时还要更严重，但南方老绅士那种最经典的和蔼欣然的表情完全没变，我想也没有人会想到一月之后人就已去了。不过老爷子已届八旬，也算是喜丧，数十年中既当法官又当大学教授，加上家底殷实，在这南方小城论起社会地位和富足想来都难有他人可比，应该也不会留下太多遗憾、而只令旁人羡慕了。

Law and literature. At Chicago.
http://uchicagolaw.typepad.com/faculty/2009/06/video-shakespeare-and-the-law-conference.html#more

So entertained by the scenes after a day of bar review... 


  


Talks are also good, as here:


 

Lesson 1: Avoid Self-Ridiculing

可大可小，媒体炒作，估计也不至于有什么枪毙的罪过
  

每次晨光熹微从机场返回，独自开车在空旷寂静的高速公路上，都觉得时间好像停住了，而自己待在这小城已有一百年。
——当然到家后表针又转起来，阔别已久的应试教育就此展开。。。

认认真真写出一篇论文，考完三门期末考，再东拉西扯出另一篇论文，才在五月的第二天长出一口气，算是满足了拿到学位的全部要求。最后一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几乎是三年里最感觉时间紧张的，索性顺利搞定。上的最后五门课，两门纯粹兴趣，另三门多少有点出于从业准备的考虑——结果不出意外，还是纯粹兴趣的课最有意思，而“从业准备”这事情比较虚，不光是因为受经济危机直接影响至今尚不知道“从业”的具体开始日期，更在于法学院里越是强调“实践”或“经验”的课品位实在相对较低，而且相比于诉讼业务，商业交易方面强调“实践”的课可能更容易被教得乱七八糟。学校的归学校，实务的归实务，在法学院里喋喋不休说什么像商人一样思考是不大靠谱儿的事情，搞人际拉关系总还是要到实践中才能学到学好，而知识框架和分析结构才是真正适合课堂的。由此来看，像Jim Cox这样的老师才更显得难能可贵，几乎所有人毕业去律所做证券业务都说证券规管是三年法学院上下来最“实用”一门课，然而这课一板一眼却几乎把最经典的法学院教学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很多人所谓的法学院和法律实务的脱节，部分是夸大其辞，部分是对教育的过程本身存在误解，但如果法学院，尤其是比较好一些的法学院，为了迎合这种舆论而增加所谓的“实务导向”课程，恐怕才会把法律教育搞得更没有价值。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再次毕了业，领到学位证，戴个帽子照个相之类，却发现已经少去了以往照相的热情。第二次毕业感觉最好的是把父母从国内接过来一起参加，看着他们兴致勃勃的时候自己也最开心，而其他的真是觉得就那么回事儿。法学院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再像大学那样了，往年的话大多数人都志得意满，终于毕业了可以去挣钱了，三年太长，只争朝夕，赶紧闪人还来不及；今年大势不好，绝大多数找到工作的人被延期开工，工作没有落实的人数也比往年大有增加，所以更是多少有点就此别过各求各福的味道，典礼上的笑脸更显得应景了——当然，不要误解，至少在这所法学院，大部分毕业生当下还都不至于为了前途过分愁眉苦脸，只是言谈中你能感受到的兴奋或豪迈确实可能远远少于想象。

五月中旬陪爸妈到华盛顿和纽约游玩儿几日，安排住宿方面颇有失误，还遭遇来美后三年间第一次欺诈，好在事前留了些许后手，虽有损失，未影响旅途。爸妈倒也不怪，顶多是玩笑一句学历越高越被骗，自己虽然也心下检讨，但是嘴上不多提，因为毕业典礼上听Oprah讲“If you are miserable, what good are you to other people”一语很受启发。游玩儿本身倒还顺利，都是自己去过多次的地方，轻车熟路。只是回来的飞机上突然发现已无法想起有多少年没有和父母一起出外旅游了，而下次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此一想，心思就凝在窗外一团团的棉絮上。这些念想搁三年前大概不会有的，所以这三年变化蛮大。

法学院的最后一节课是个happy ending，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有意无意保持孤独而冷淡的人通过开车旅行和梦境理解companionship的重要性，看得我一直忍不住要笑，伸手摸摸脚前做东的同学家那只毛发十分飘柔的狗。但其实孤独不必然苦闷，冷淡不等于冷漠，伯格曼固然比起卡夫卡是俗气了一点，但其真正俗气之处倒不在于强调人性当中必有向阳的一面，而在于对现代性的表现多少还是要落脚到有些脸谱化的批判。那种坚硬与柔软完全融为一体的阴阳鱼一般的内心世界才是真正最难表现的。

Is absolutely amazing...
Papers.
Classes.
Assignments.
Exams.
Start Date/Deferral/Visa calls and emails.
Tax Forms (amendment too!).
Bar Forms.
Miscellaneous (maybe this "s" shouldn't count...).
...
  

http://norris.blogs.nytimes.com/2009/03/09/the-supremes-will-decide-which-economics-makes-legal-sense/

March 9, 2009, 5:34 PM

The Supremes Will Decide Which Economics Makes Legal Sense

Last summer I wrote a column and blog item about a bitter argument between two leading lights of 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Judges Frank Easterbrook and Richard Posner.

These two judges, colleagues o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in Chicago, are the heavyweights in trying to apply the lessons of economics to law, and their argument here comes down to which brand of economics you prefer.

(To quickly review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issue was whether a mutual fund investor could sue a management group that charged far higher fees for managing mutual funds than it did for managing similar portfolio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udge Easterbrook said no, Judge Posner said yes.)

William A. Birdthistle, a law professor from Kent Law School in Chicago, was the author of a brief filed by several law professors urging the court to hear the case.

He sent me a note today pointing out that the Supreme Court agreed to hear the case, which leaves open the possibility that Judge Posner will prevail.

“The dueling Easterbrook and Posner opinions are a great case study in the clash of classical and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 Easterbrook assumes a well-functioning market for investment advice, discounts possibly irrational investor behavior, and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greater de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y, whereas Posner responds in his dissent with a more behavioralist approach that focuses upon market failures, considers systemic distortions of incentives, and implicitly countenances a role for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The justices know, of course, how the market is doing. “My impression is that, given the horrific state of the nation’s 401(k) accounts these days, any case about whether investors are being bilked should garner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wrote Professor Birdthistle.

My suspicion is that any economics that assumes financial markets function well without much regulation is going to be a tough sell in 2009.

The case is No. 08-586, JONES, JERRY N., ET AL. V. HARRIS ASSOCIATES L.P.

“零工资”不见得是好事

 

这个冬天读到大学生愿与用人单位“零工资”签约的新闻时，似乎难得再看到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感慨人才浪费了。中国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也不是新鲜事儿，原因一言难尽，但赶上经济形势不佳，习惯的社会心理便在新的背景中为老问题找来一个容易的解释，而这反倒使老问题显得越发理所当然起来。“零工资”在直觉和分析上似乎都不是坏事。现实操作中所谓的“零工资”，应该较多属于企业提供的具有正式聘用前景的毕业后实习或变相实习。直觉上，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就业机会减少，大学生刚毕业又是除了一纸文凭要啥没啥，在这种安排下他们可以增长经验提高技巧，而企业又能够控制成本，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而常见的经济分析似乎也说明“零工资”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假设一个大学毕业生张三，到用人单位甲公司应聘。甲公司给张三两种选择，要求其或者先参加几个月“零工资”实习后再正式录用，或者不经实习直接正式录用。对甲公司来说，如果张三未参加实习，正式录用后每月为甲公司创造价值为1000元；而如果经过实习，其经验和技能水平在此期间获得提高，正式录用后每月为甲公司创造价值1200元。据此，如果张三选择先做实习，甲公司在正式录用后愿支付月工资900元；如果张三选择不实习直接正式录用，则月工资只有800元。

我们假设张三选择实习的“机会成本”是120元（参加这几个月实习可能使他放弃了其他收入机会）。从社会效率的角度看，张三选择实习更好，因为通过张三负担的这120元成本，公司多增加了200元价值，张三自己月工资涨了100元，这120元创造出了300元的价值。但对张三个人来说，理性的选择却是不参加实习，因为一旦实习，一方面他自己要负担这120元成本，另一方面他因此获得的工资增额却只有100元。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将“零工资”实习看作劳动者的一种投资，那么这种投资从社会效率角度看有利，但劳动者在一般情况下却未必有足够的激励去进行这种投入。然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张三环顾左右，发现自己选择实习的机会成本可能大大降低，他因此或许不再是从前那样“眼高手低”、不屑于“零工资”实习的“天之骄子”，而对于社会效率来说，这倒成了好事。

但从新《劳动合同法》的角度来看，这种“零工资”的操作在法律上受到限制。新《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所谓“实习”一说，正式劳动关系都应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可以规定试用期，但一方面试用期时间有上限，另一方面试用期内劳动者仍然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换言之，所谓的“零工资”在新《劳动合同法》之下未必行得通。

——这听上去似乎是为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论调又输送了一枚炮弹。但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对“零工资”借经济形势大行其道加以限制，在直觉和分析上同样有其依据。以往谈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总是讲奶农有大量牛奶剩下来卖不掉，却未曾听闻有谁因此免费派送，反倒是全部倒进了河沟。直觉上，同样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大学生却要把不大“卖得动”的人力资源“送”给雇主，这不但不直接解决就业市场上的供求矛盾，而且由于“零工资”并不增加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所以对刺激商品市场也没有太大帮助。而引入博弈论后稍微复杂一些的经济分析则表明，“零工资”在存在劳动者间竞争的情况下，还可能引发浪费性的投资。如果除了张三之外，到甲公司应聘的还有一位李四。甲公司只想在两人之中择一录用。如果两人都选择实习或都选择不实习，那甲公司只好抽签决定录用哪个，而由此每个人都有正好50%的机会获得正式职位。但如果一人选择实习而另一人选择不实习，那么甲公司就会录用选择实习的那位。很明显，既然张三和李四明知公司的心思，则两人都会选择接受“零工资”实习（所谓的“占优策略”），都会为之投入相应成本。但问题是，如果两人都选择实习，他们各自获得正式职位的机会并没有比两人都不选择实习时有任何增加；所不同者，在都不选择实习时，他们各自都省下了为实习投入的成本。因此，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看，当两个学生都“放低身价”选择“零工资”实习时，他们却很有可能因此陷入囚徒困境，反倒不如大家都“姿态高一些”的好。

因此，至少在“零工资”变相实习这个问题上，新《劳动合同法》采取的立场或许并不单单是片面强调劳动者权利，而也可能具有社会效率方面的依据。不过新《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把“零工资”的路完全堵死。现实中利用劳务合同绕过试用期限制的做法仍不鲜见，更不消说劳动者本人默认的无合同实习的情况。如果完美执法在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指望实现的目标，我们能做的倒是在这个时候给众多感到机会寥寥压力重重的毕业生多一些信心。毕竟客观形势如此明了，担心他们还是姿态过高怕也多余，而爱唱人才浪费调子的朋友们这时候才最应该出来，正告大家不要矫枉过正，妄自菲薄，过分低估了自己的机会成本。

 

 

 

12月21日夜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