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风险规制：多风险世界中的法律与治理”

      （Risk Regulation: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Multi-Risk World）

主讲：杜克大学法学院Jonathan B. Wiener教授

嘉宾：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教授 沈岿教授

承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公众参与与研究支持中心

时间：2009年10月16日 周五 晚7点至9点

地点：北京大学电教305（法学院临时行政楼学生活动中心）

就好象你觉得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儿，有一天突然就发生了，你的感觉是“终于。。。是不是晚了点？”，还是“果然。。。是不是实在没啥新鲜的了？”

Ostrom, Williamson Win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WSJ]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5534373296580027.html?mod=WSJ_hps_LEADNewsCollection

Two American economists, Elinor Ostrom and Oliver Williamson, who study the way decisions are made outside the markets on which many other economists focus, wer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Monday.

Ms. Ostrom, who teach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 Ill., i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the prize, which, before Monday, had been awarded to 62 men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1969 to celebrate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wedish bank. The judges cited "her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 the way in which natural resources are managed as shared resources. It is an area of research that she said was relevant to questions surrounding global warming, and suggests that decisions by individuals can help solve the problem even as governments work to reach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Ms. Ostrom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ommon property is poorly managed and should be either regulated by central authorities or privatized," the Nobel judges said.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of user-managed fish stocks, pastures, woods, lakes, and groundwater basins, [Ms.] Ostrom concludes that the outcome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better than predicted by standard theories. She observes that resource users frequently develop sophisticated mechanisms for decision-making and rule enforcement to hand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she characterizes the rules that promote successful outcomes."

Ms. Ostrom, who was interviewed by phone during the announcement press conference in Stockholm, described the prize as "an immense surprise," and said, "I'm still a little bit in shock."

Her Ph.D. is in political science, but she said she considers herself a political economist.

Mr. Williamson, who i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as cited for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 the reason some economic decisions are made at arm's length in markets and others are made inside a corporation.

"The drawback of markets is that they often entail haggling and disagreement," the judges said. "The drawback of firms is that authority, which mitigates contention, can be abused. Competitive markets work relatively well because buyers and sellers can turn to other trading partners in case of dissent. But when market competition is limited, firms are better suited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an markets. A key prediction of [Mr.] Williamson's theory, which has also been supported empirically, is therefore that the propensity of economic agents to conduct their transactions inside the boundaries of a firm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pecific features of their assets."

The economics prize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ix Nobel prizes not created in Swedish industrialist Alfred Nobel's 1896 will, and i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he two economists will share a 10 million kronor prize (about $1.4 million). Ms. Ostrom said she hopes to devote the proceeds to supporting research and graduate students.

加州监狱的终结者

监狱系统危机是加利福尼亚州在本轮严酷的经济萧条之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七月初，为贴补263亿美元的巨额州财政缺口，人称终结者州长（“Governator”）的施瓦辛格手起刀落，协同立法当局决议削减了12亿美元的监狱开支预算。不出一个月，联邦地区法院随即对两名加州囚犯针对政府提出的控告做出裁决，认定州监狱系统为犯人提供的待遇已然糟糕到构成了对其宪法权利的侵犯（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该裁定在8月4日做出后没过几天，加州一处监狱就爆发骚乱，250名服刑人员受伤，数十人被送往外部医院接受治疗——这种高度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或许会将今次的监狱危机推上一个戏剧性的高潮。

其实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加州监狱就颇为人诟病。联邦地区法院甚至在歌舞升平的2006年就已不得不指定专人接管并负责改革监狱的医疗系统，因为据称当时监狱所提供的医疗条件之恶劣，已经到了几乎每周都要有一名在押人员死于完全可治之症的地步。不过公认最大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不断增长的囚犯人数远远超过了监狱系统的承受能力。目前全加囚犯人数将近16万，几乎达到33座州监狱设计容量8万4千人的两倍；很多监狱营房里三层床架排满尚且不够，连走廊过道乃至原本用于体育活动的场地都要搭上铺位。根据法院8月4日的裁决指令，州政府被要求在两年之内至少提前假释大约4万3千人，从而将监狱的实际容量降低到设计容量的137%——换句话说，哪怕减员之后依然超载，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一天都不能再容忍了。而一向对犯罪持严打立场的加州政府，接到今次判决后却表示无意上诉，甚至暗下怕还颇感庆幸，因为早先削减监狱预算时，尽管谁都知道如此一来提前假释大量囚犯将是板上钉钉，但迫于社会压力，政府对具体的计划假释人数及时间表含糊其辞；而如今法院判决在手，即使面对忧心囚犯大量回流危害社会的民众，政府也可以耸耸肩说句无奈。

即便如此，此番监狱改革一旦如期展开，很多问题很难搪塞过关。加州之所以近年来监狱系统人满为患，有论者认为是立法者与执法者长期迷信严刑峻法的恶果，一面对大量罪名动辄课以重刑，特别是大搞“三振出局”立法，对各类累犯强制加刑，而另一面又对假释人员施加严苛的假释条件，稍有违反立刻重新收监。这种指责不无道理，也符合人权评论家对美国刑事司法整体的批判（“世界上每四个囚犯就有一个在美国！”），但并非没有问题。由于刑罚严厉造成的监狱超饱和及其混乱管理对囚犯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和待遇至少不是监狱系统乃至刑事司法制度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其最重要的目标。自贝卡利亚以降，功利主义的刑罚传统强调的是通过刑罚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从战后的历史来看，且不论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在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急剧攀升，与沃伦法院出台大量扩大犯罪人权利的判决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但至少八九十年代以来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与联邦及各州刑事处罚趋于严厉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可靠的实证研究支持的。就加州而言，尽管批评家对“三振出局”法之下那个著名案例中虽只偷了几块饼干却因其有持枪夜盗前科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被告人津津乐道，但经典的凯斯勒—列维特研究却发现，在该州于1982年全民投票通过一项要求对存在严重暴力犯罪史的人员一旦判罪自动加刑的法案后，这些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在当年就立刻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并在随后的数年中呈持续下降态势。一般预防之外，根据兰德研究所和其他研究者的报告，既往犯罪历史和未来犯罪倾向之间存在确实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对重罪犯和累犯处以长期监禁并减少假释可能也是通过特殊预防保护社会的必要手段。

由此看来，严打本身至少在这二三十年间发挥着阻却犯罪保护社会的功能，这是借监狱危机鼓吹刑罚虚无的极端论调很难否认的。如今的监狱危机，表面的人道主义之外，其真正深意还是功利主义层面的。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社会效用的考量必须是整体的，而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只是社会总体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穷到一根骨头要喂两条狗时，不可能大家都吃到十分饱。当监狱容量严重超标时，财政持续支持建造新监狱设施是保证监狱有效管理并同时不牺牲社会安全的基本方法，但如果政府预算朝不保夕，连老年人福利都不得不砍掉，谁敢保证为多关几万个人花钱建新监狱，对社会的效用会更大呢？也有人主张新建监狱之外，改革假释制度是更好的两全之策。长期以来，夏威夷州的假释制度改革一直被视为降低监狱压力的成功范本。在该州，执行机构通过持续警告、即时监控、迅速逮捕等手段大大降低了假释人员狱外犯罪的几率，而由此司法系统得以更多批准假释，从而大大减少了运转监狱的成本。但移植制度总有桔生淮南的问题。夏威夷假释监控制度以较低成本成功运转，与其人口密度较小，社区环境普遍良好，特别是少有黑帮控制、犯罪横行的地带这些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反观加州，假释人员一旦出狱往往很容易就如虎归丛林鱼入深海，警方监控的难度极大，即使理论上可以达到近似效果，所需的制度成本也与夏威夷不具可比性，特别是不好说就一定低于运转监狱，而这在当下对任何新财政开支都高度敏感的加州百姓眼中恐怕更是如此。到头来，将要“终结”加州监狱的还是一个钱字，而在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政府和民众面临的只有看似可悲的在一种代价和另一种代价之间的选择——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对很多社会政策而言，稀缺资源的前提下，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其实往往只是一种“成本—成本”分析而已。

2009年8月10日午后

于杜兰姆前街

    我其实与罗意并无深交，四年本科做同学，对他的了解居然还远远不及过去三天中的所知，才知道自己印象中这个腼腆羞涩的小个子男生，是亲朋故旧眼中怎样一个聪敏、勤奋、能干而又体贴的人。如果不是大二暑假之后法学院02级的所有男生都被塞到了44楼的同一个楼层，或许我跟他见面点头打招呼的机会都还要更少许多；而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和他单独闲聊，应该已经是快毕业的时候了，洗完澡在澡堂的更衣室碰到他，他问我毕业后去哪儿，我说去美国，去哪个学校，他说，哦，我师姐也要去的，你认识她么？然后我想我肯定是礼貌性地也问他要去哪里——之所以说礼貌性的，是因为我问的时候显然不经心，问完之后干脆就忘记了他是如何回答的，而直到上礼拜回国当天被告知他病危，我又问起时才知道他毕业后是去读了研究生的，而直到周三见到他女朋友之前我还仍旧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留在了北大而不是保送去了武大！毫无疑问，三年前的那个午后他必定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的，但我这两天时时忍不住试图回忆那一天他与我谈话的情形，却发现我能想起的画面总是到我讲完自己的那一格就戛然而止。确实，我真的是不大关心人的，在去美国之前就完全像是一个美国人，总是假设别人的事情都很personal，“don’t ask don’t tell，”这里面有多少是矜持，有多少是懒惰，许多年了，并不能分清，也没有分辨的必要，因为对别人来说这种冷淡大概是没有区别的。

    一个交情并不太深的同学走了，足够叫我反省，但不见得就能悔改，然而生者行走在川流不息之中却会突然抬起头感慨下自身性格的缺陷，这其实也应归在逝者的legacy里面。只是除了偶尔在可以停下来的时候会多有那片刻的出神之外，生者的主题不会有变化。还是那锱铢必较，那虚名实利的苦恼，那些理想、渴求和幻灭，那些与情人无谓的争吵——所有那些逝者离去前的短暂年华中都和我们一样朝暮相伴的期盼与困扰。Meaningless？我不住地这样想，却终于还是一如既往的结论，活着总就是要面对我们所热爱并痛恨的这些struggle——不管你翻译它是挣扎还是奋斗，或者像我一样看不出这二者的区别。

    只是struggle的过程中还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安静一下，想一想这个事情。

    以此愿他安息。

    “TACO! BURGER! PIZZA! REAL FOOD, for REAL GUY!”电视里一个减肥餐的广告，一个满足全部刻板印象的美国猛男冲着观众大吼，意思是说纵然减肥也要吃得像个爷们儿。

    往常也没太注意，可是今天听到这句时，他正往嘴里送一勺下午新熬的绿豆莲子汤。勺子伸进一半，当时就一怔，拿出来，自己低头看一眼，却忍不住乐了。不是笑自己吃得不像爷们儿，而是笑自己居然还会有这种反应——NND，要是真搭理他，那不是真让美国佬儿欺负着了，不就是TM拐着弯儿说我们这类老中是fake guy么。

    突然想起来大约是到美国整好三年了，以至于到底是三年前的附近这几日中确切的哪一天，他都记不清楚，也懒得考据了。三年前的那一天他大清早来到杜兰姆，在烈日下花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找到了一个原本离学生宿舍只用五分钟不到的办公室。三年后这天，他还算从容不迫地收拾出大大小小十来个箱子的家当，摆满了客厅的一个角落，然后炒俩菜，熬锅汤，难以想象地对着电视里播的family guy连看两个小时，还狂笑不止，认定美国唯一称得上伟大的精神其实就是这肆无忌惮的幽默和讽刺——当然他知道这讽刺的局限性，讥讽他人永远毫不留情，嘲讽自己却总是隔靴搔痒，但谁又真超越了这个境界呢？他只知道自己应该是完全没有希望，而他向来也没觉得见过的这形形种种之中就还真有几个可以算得上是更加通透澄明。

    三年一过，凡是变化了的东西其实都倒不值得多提，而什么东西没变，他发现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所以也用不着说太多。杜兰姆小城大概永远也难有什么变化，或许是个可以放心安放回忆的地方。他知道其实过不了太久还会再来，但那时就不再像是回家了。想到这儿，他不自由吸了口气，反而觉得振奋：NB！这一站就算是在身后了。

克林顿的诅咒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之后，仿佛时间停了下来，地球也不再转动；或者，至少是处于美国各大电视网络统治范围以内的地面儿上，大概就不再有多少其他新闻——因为岂止是时政讽刺节目中的红脖子，现代传媒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轰炸的魔力就在于让人们都对一个无比舒适的想法感到越来越难以抗拒：不在电视上播报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发生，或已经不再发生。经济危机、朝鲜、伊朗……更不要说伊拉克了，所以难怪纽约州一位众议员在独立日心急火燎地上Youtube发视频大骂杰克逊娈童癖，指望借此唤起公众对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将士们的关注——而这种操作在技术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意图是要借个人气，估摸着能从纪念杰克逊的洪峰巨浪中分出哪怕一支涓涓细流，可结果脚一淌进水却还是立马就被吞没席卷，不见了踪迹。

在这样一段奇妙的和谐时光里，南卡罗莱纳的桑福德州长居然还能够因出人意表而不被这眼球儿主宰的世界完全遗弃，确实够个人物。“阿巴拉契亚五日林中漫步”归来后，桑福德在全国媒体面前声泪俱下，坦陈自己道德防线失守涉足跨国婚外恋。这当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媒体没有理由错过，于是第二天清早，大家就看到居然连CNN的新闻主播都如释重负般暂时抛开伊朗，在直播间里笑意盈盈地播放起了那段深情款款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但夏日的时局与天气一样变化迅猛，当天下午，正如乔恩•斯图尔特觉悟到的，老天爷几乎就是为了解桑福德于困窘羞辱，才忍痛出手猝然取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性命。但蒙天眷顾如此的桑福德随后的表现却令所有人瞠目结舌：这位年前还被斯蒂芬•寇贝尔特当面评价为乏味平淡如同“会说话的安眠药”的共和党州长，一面在州政府力撑不辞，另一面居然频频接受专访，主动爆料，说自己除了今次这位阿根廷情人之外还曾有过数度精神出轨，并声称迄今种种皆是出于真挚的爱情。如果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哽咽的桑福德还让观者感喟老实敦厚者亦不免犯错的话，接下来这个摇身一变自扮情圣的共和党人就很难让人不鄙夷了：“真挚的爱情”是什么意思？是为了证明自己与嫖妓的民主党州长之间存在本质的境界区别么？

按照寇贝尔特夸张的说法，在莱温斯基事件之后，共和党人仿佛中了“克林顿的诅咒”，当年弹劾案中跳出来痛斥克林顿道德不堪、主张政治家务必为维护家庭价值做出表率的诸位仁人志士，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却纷纷中招，金里奇的外遇和克莱格的“厕所同性恋门”在先，而如今内华达参议员安塞因与南卡州长桑福德的婚外恋更是前赴后继。“诅咒”一说固然是笑话，但这笑话之所以极致地精彩，就在于但凡你看到眼前一个个失魂落魄，都没法不同时忆起当年那一副副道貌岸然、一番番大言炎炎。

其实如果真有诅咒，大人君子们反而会轻松许多，正好又可把世风不古的责任推给那不检点的左派——但《哈利•波特》大概不能算是纪实文学，所以保守阵营还是难免要为这一系列的言行不一买单。然而想想民主党那位曾雷厉风行扫黄打非的嫖娼州长，就知道因为自打耳光而致信用破产其实并不只是右派的专利，而恰恰是无论自由还是保守的道德理论家和宣教家们都各自面临的最大敌人。道德理论骨子里具有外向的属性，道德理论家以及作为理论消费者的说教家追求的都是告诉他人——而不仅仅是自己——如何能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这其中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道学家自身的道德优势。这种操作的危险系数很高，因为人往往读书越多，就越容易误以为道德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和理念，却忘记了这世间唯一“普世”的黄金律，其实只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而已。作为公共议题的性道德显然也是一个道理。千百年论证同性恋违背道德、神意与自然法则的神学巨著再如何汗牛充栋，其说服力都远远抵不过梵蒂冈教廷一个教士的娈童行径为人性所做的注脚。而在左派当中声名狼藉的前副总统切尼之所以赫然成为共和党大员中仅有的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一位，岂是因为他接受了“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的理论，无非是自己的一个女儿恰好是此道中人罢了。

但这其实是切尼的明智，或者说一种真正的道德觉悟，因为他至少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无法在搞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同时又避免那赤裸裸的虚伪。近日看到有国内作者很有趣地用一种十足虚无的腔调批评起霍姆斯和波斯纳对虚无的热衷——事实上，道德家们最痛恨的虚无，对道德的戕害却远远抵不过虚伪，而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几乎就是所有道德家们分享的最大虚伪，这和在家心神不宁在外鼓吹绿坝并没有什么分别。倘若这真的不是一个道德虚无的世界，那么道德的真正载体也绝不是金玉其外的理论和说教，而只可能是行动、实践，以及深藏在其中那颗默默持守的心灵而已。

2009年7月12日

于杜兰姆前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