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上一个国际金融法方面的seminar，其实是一个系列讲座，从美国欧洲请来六七个人各自present一篇没有最后完成发表的论文草稿。其间有两个欧洲学者，一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文章短得很，都是20页，据我们这儿的德国教授义正言辞地强调说这就是欧洲风格，简明扼要，内容精炼，不像美国动不动就是七八十页，花很多时间铺垫准备，假设读者啥都不知道似的，美国的学生们你们要不习惯的话要学会适应云云。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来说确实是非常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欧洲学术风格看起来好像就是不讲道理。不分析，不论证，不通过反复仔细地跟自己对话来尽可能地充实完善说理过程。德国人的文章就是像写教材一样写论文，让我看着备感亲切，仿佛一下回到几年前看英文文章还没有中文文章多的时候。但是frustrating的地方在于因为人家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写论文，所以强努着还要表明自己其实有一个point——只是为证明该point所需要的论证分析过程统统都跳过就是了，哪怕稍微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她的前提不加进一步限制的话根本就不会引向她想要的结论。

英国学者（其实是个老印，在英国受教育然后教书），似乎好一些，明白教材和论文的区别，有一个明确的claim；但又不知是否是受制于“欧洲学术风格”对简明的要求，论证粗糙得离谱，全是大跃进，讲完了大家提问的时候一个个给她指出来，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研究的严肃性也很有问题，整个文章无非就是在把私人财产公共性的时髦（三十年吧）理论套到主权债务语境里，然后不多加具体分析地问债权人是不是应该考虑工人之类的stakeholder啊？然后文章的任务就完成了。怎么个考虑法？我忍不住问她这里边的交叉补贴道德风险和社会成本是怎么比较的，人家特无所谓地说我不知道，好像二十页的论文就可以不用管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似的——如果这样，干嘛写二十页？两句话就够了。至于说了半天主权债务重整，居然号称自己主要讨论合同和财产，对破产并不太关心也不了解，雷得主持seminar的我们学校的老印教授听了脸色都有点诡异。

当然了，有人会说这两位显然不代表欧洲法律学者水平，但是假设他们至少代表欧洲三流或四流，同比来我们这儿做presentation的美国三流或四流（如果按名气地位来算）学者差得都不是一星半点。公平地说，我以往也读过些欧洲文章，欧洲最好的学者也确实有够档次的东西，但总体上，引用朔爷的一句话，读当代欧洲法学作品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验”。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美国上学所以就偏好美国，不排除有这因素，美国的论文风格有它啰嗦废话的地方，但这里头更多不是风格问题，而是智识态度和论证质量的问题。必要的背景介绍可以扩大读者范围，也因此会吸引更多的批评，激励作者在写作中更加小心；文献梳理不只是客观总结，里面很大程度上有作者的创造性解读，实际上是论证的起点；而从此之后的分析过程，每加入一个前提作者都需要提醒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这样做可能的后果是什么；每得出一个结论作者都需要停下来问问自己，结论的限制在什么地方。这大概在美国是基本的训练，常识性的东西，不需要你是一流学者才知道写文章应该注意包括这些。而就我粗粗的抽样来看，欧洲的法学论文怎么好像只有一流学者才有这个觉悟，其他人全都“简明扼要”去了。

所以总而言之，因为选了这门课，不得不读了这两篇文章，还亲见了作者，出于礼貌当面又得捂着嘴不能让“crap”之类的字蹦出来，所以很不爽。唯一收获无非是从反面教材中吸取别人教训严格要求自己。而出于个人偏见也有一个建议：除非是专门讲欧洲法美国没人写的东西，否则欧洲文章（至少是用英文写的那些）能少看就少看；美国垃圾文章也很多，但倘若你不得不面对垃圾文章，能少垃圾一点你心情至少稍好一些。 

P.S. 上述建议的qualification：以色列除外，加入以色列也算欧洲的话。以色列学者好文章层出不穷；原因——其实基本上可以认为以色列学者是美国学界的一部分：讨论的问题，论证的方法，文章的风格，文章发表的地方。。。

很多人非常严肃地讨论学生杀老师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中国道德和中国体制的各种严重问题。一般人做这样的分析，是未经太多训练的头脑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心理机制驱动下的正常反应。号称善于深思熟虑的学者也煞有介事地这样讲，就很可笑了。——当然我觉得可笑，部分是因为我身在美国这么一个社会道德体制都如此糟糕以极至于没事儿大家都爱跑出来打两枪所以学生开枪打老师也不大少见的地方，但更多是奇怪为什么恢复高考这许多年了还会有人这么认真地用如此粗糙的还原论来解释一切问题。

一码是一码，胡乱借题发挥对谁都谈不上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