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监狱的终结者

监狱系统危机是加利福尼亚州在本轮严酷的经济萧条之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七月初，为贴补263亿美元的巨额州财政缺口，人称终结者州长（“Governator”）的施瓦辛格手起刀落，协同立法当局决议削减了12亿美元的监狱开支预算。不出一个月，联邦地区法院随即对两名加州囚犯针对政府提出的控告做出裁决，认定州监狱系统为犯人提供的待遇已然糟糕到构成了对其宪法权利的侵犯（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该裁定在8月4日做出后没过几天，加州一处监狱就爆发骚乱，250名服刑人员受伤，数十人被送往外部医院接受治疗——这种高度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或许会将今次的监狱危机推上一个戏剧性的高潮。

其实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加州监狱就颇为人诟病。联邦地区法院甚至在歌舞升平的2006年就已不得不指定专人接管并负责改革监狱的医疗系统，因为据称当时监狱所提供的医疗条件之恶劣，已经到了几乎每周都要有一名在押人员死于完全可治之症的地步。不过公认最大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不断增长的囚犯人数远远超过了监狱系统的承受能力。目前全加囚犯人数将近16万，几乎达到33座州监狱设计容量8万4千人的两倍；很多监狱营房里三层床架排满尚且不够，连走廊过道乃至原本用于体育活动的场地都要搭上铺位。根据法院8月4日的裁决指令，州政府被要求在两年之内至少提前假释大约4万3千人，从而将监狱的实际容量降低到设计容量的137%——换句话说，哪怕减员之后依然超载，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一天都不能再容忍了。而一向对犯罪持严打立场的加州政府，接到今次判决后却表示无意上诉，甚至暗下怕还颇感庆幸，因为早先削减监狱预算时，尽管谁都知道如此一来提前假释大量囚犯将是板上钉钉，但迫于社会压力，政府对具体的计划假释人数及时间表含糊其辞；而如今法院判决在手，即使面对忧心囚犯大量回流危害社会的民众，政府也可以耸耸肩说句无奈。

即便如此，此番监狱改革一旦如期展开，很多问题很难搪塞过关。加州之所以近年来监狱系统人满为患，有论者认为是立法者与执法者长期迷信严刑峻法的恶果，一面对大量罪名动辄课以重刑，特别是大搞“三振出局”立法，对各类累犯强制加刑，而另一面又对假释人员施加严苛的假释条件，稍有违反立刻重新收监。这种指责不无道理，也符合人权评论家对美国刑事司法整体的批判（“世界上每四个囚犯就有一个在美国！”），但并非没有问题。由于刑罚严厉造成的监狱超饱和及其混乱管理对囚犯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和待遇至少不是监狱系统乃至刑事司法制度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其最重要的目标。自贝卡利亚以降，功利主义的刑罚传统强调的是通过刑罚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从战后的历史来看，且不论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在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急剧攀升，与沃伦法院出台大量扩大犯罪人权利的判决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但至少八九十年代以来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与联邦及各州刑事处罚趋于严厉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可靠的实证研究支持的。就加州而言，尽管批评家对“三振出局”法之下那个著名案例中虽只偷了几块饼干却因其有持枪夜盗前科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被告人津津乐道，但经典的凯斯勒—列维特研究却发现，在该州于1982年全民投票通过一项要求对存在严重暴力犯罪史的人员一旦判罪自动加刑的法案后，这些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在当年就立刻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并在随后的数年中呈持续下降态势。一般预防之外，根据兰德研究所和其他研究者的报告，既往犯罪历史和未来犯罪倾向之间存在确实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对重罪犯和累犯处以长期监禁并减少假释可能也是通过特殊预防保护社会的必要手段。

由此看来，严打本身至少在这二三十年间发挥着阻却犯罪保护社会的功能，这是借监狱危机鼓吹刑罚虚无的极端论调很难否认的。如今的监狱危机，表面的人道主义之外，其真正深意还是功利主义层面的。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社会效用的考量必须是整体的，而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只是社会总体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穷到一根骨头要喂两条狗时，不可能大家都吃到十分饱。当监狱容量严重超标时，财政持续支持建造新监狱设施是保证监狱有效管理并同时不牺牲社会安全的基本方法，但如果政府预算朝不保夕，连老年人福利都不得不砍掉，谁敢保证为多关几万个人花钱建新监狱，对社会的效用会更大呢？也有人主张新建监狱之外，改革假释制度是更好的两全之策。长期以来，夏威夷州的假释制度改革一直被视为降低监狱压力的成功范本。在该州，执行机构通过持续警告、即时监控、迅速逮捕等手段大大降低了假释人员狱外犯罪的几率，而由此司法系统得以更多批准假释，从而大大减少了运转监狱的成本。但移植制度总有桔生淮南的问题。夏威夷假释监控制度以较低成本成功运转，与其人口密度较小，社区环境普遍良好，特别是少有黑帮控制、犯罪横行的地带这些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反观加州，假释人员一旦出狱往往很容易就如虎归丛林鱼入深海，警方监控的难度极大，即使理论上可以达到近似效果，所需的制度成本也与夏威夷不具可比性，特别是不好说就一定低于运转监狱，而这在当下对任何新财政开支都高度敏感的加州百姓眼中恐怕更是如此。到头来，将要“终结”加州监狱的还是一个钱字，而在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政府和民众面临的只有看似可悲的在一种代价和另一种代价之间的选择——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对很多社会政策而言，稀缺资源的前提下，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其实往往只是一种“成本—成本”分析而已。

2009年8月10日午后

于杜兰姆前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