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风险规制：多风险世界中的法律与治理”

      （Risk Regulation: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Multi-Risk World）

主讲：杜克大学法学院Jonathan B. Wiener教授

嘉宾：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教授 沈岿教授

承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公众参与与研究支持中心

时间：2009年10月16日 周五 晚7点至9点

地点：北京大学电教305（法学院临时行政楼学生活动中心）

就好象你觉得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儿，有一天突然就发生了，你的感觉是“终于。。。是不是晚了点？”，还是“果然。。。是不是实在没啥新鲜的了？”

Ostrom, Williamson Win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WSJ]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5534373296580027.html?mod=WSJ_hps_LEADNewsCollection

Two American economists, Elinor Ostrom and Oliver Williamson, who study the way decisions are made outside the markets on which many other economists focus, wer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Monday.

Ms. Ostrom, who teach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 Ill., i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the prize, which, before Monday, had been awarded to 62 men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1969 to celebrate the 3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wedish bank. The judges cited "her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 the way in which natural resources are managed as shared resources. It is an area of research that she said was relevant to questions surrounding global warming, and suggests that decisions by individuals can help solve the problem even as governments work to reach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Ms. Ostrom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ommon property is poorly managed and should be either regulated by central authorities or privatized," the Nobel judges said.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of user-managed fish stocks, pastures, woods, lakes, and groundwater basins, [Ms.] Ostrom concludes that the outcome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better than predicted by standard theories. She observes that resource users frequently develop sophisticated mechanisms for decision-making and rule enforcement to hand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she characterizes the rules that promote successful outcomes."

Ms. Ostrom, who was interviewed by phone during the announcement press conference in Stockholm, described the prize as "an immense surprise," and said, "I'm still a little bit in shock."

Her Ph.D. is in political science, but she said she considers herself a political economist.

Mr. Williamson, who i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as cited for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 the reason some economic decisions are made at arm's length in markets and others are made inside a corporation.

"The drawback of markets is that they often entail haggling and disagreement," the judges said. "The drawback of firms is that authority, which mitigates contention, can be abused. Competitive markets work relatively well because buyers and sellers can turn to other trading partners in case of dissent. But when market competition is limited, firms are better suited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an markets. A key prediction of [Mr.] Williamson's theory, which has also been supported empirically, is therefore that the propensity of economic agents to conduct their transactions inside the boundaries of a firm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pecific features of their assets."

The economics prize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ix Nobel prizes not created in Swedish industrialist Alfred Nobel's 1896 will, and i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he two economists will share a 10 million kronor prize (about $1.4 million). Ms. Ostrom said she hopes to devote the proceeds to supporting research and graduate students.

小舞弊大过梅道夫

去年夏天读过《可预见的非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之后，就一直对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任职于我所在大学商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耶利（Dan Ariely）很感兴趣。二月份一个研讨班里原有机会听他来谈这本书，但临时有事未能参加，所以直到上周，才在法学院的一次公开讲座上看到这位以色列裔学者。

艾瑞耶利讲的仍是书中有关诚信的一个主题研究。道德学说往往强调诚信是一种先验的道德准则，而经济理论则认为诚信的重要价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二者都认为诚信在规范意义上是可欲的，但在促进诚信的途径上，道德理论强调通过道德约束、教化实现升华，而经济学则强调通过奖惩激励引导行为。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在规范的意义上质疑道德或经济理论的规范论证，但他们试图首先更加细致具体地观察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诚信行为。艾瑞耶利和他的同事曾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过多次实验，虽然设计上存在具体差异，但基本形式都是让参与实验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定数量的问题，然后根据每个答题者答对题目的多少给予小额的现金奖励。诚信行为在这些实验里是这样被观测到的：实验者首先随机抽取一组答题者作为控制组，在其答题完成后，由实验者直接批改，据此发放现金。在这种控制条件下，答题人基本没有任何作弊的机会，而由此实验者得以获知答题人在真实情况下平均可以答对题目的数量。随后，实验者另选取三组答题者作为实验组。第一个实验组在答题完成后，由实验者发放正确答案，让答题者自我检查后，把试卷留在座位上，然后走到考场门口向实验者报告答对数目，领取奖金；第二个实验组答题后不但被允许自我检查，而且在出门汇报数目领奖前被要求将试卷撕毁；第三个实验组则不但自我检查、撕毁试卷，而且出门时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径自从一个钱罐里根据自己答对的数目领奖即可。

很明显，三个实验组中的答题者都有作弊的机会。而艾瑞耶利在实验中有两个发现：首先，根据他们的自我汇报或实际领取奖金的数目，三个实验组的答题者确实都不够诚实，号称答对的题目数量与控制组相比明显掺水，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会比控制组的答题者脑子更加灵光；但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后两个实验组的答题人被允许撕毁试卷，因此与第一个实验组相比被发现作弊的几率大大减低，但是三组人作弊的程度却没有显著差别，都只是“小偷小摸”，而没有严重越轨。

如果前一个发现与经济学通常假定的趋利避害在原则上吻合，那么后一个发现则可能让经济学家稍感困惑，因为按照经济学理论的预测，作弊被发现的机会越小，作弊行为会更严重才对。一个解释可能是，出于伦理方面的限制，在实验情景下实验者并不能威胁对作弊行为给予事后制裁，这使得作弊是否会被发现对答题人来说并不具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即便如此，既然答题人只会在有限程度上作弊，这还是说明作弊对他们来说在主观上并非没有任何负面后果的行为。——但这又是不是暗示，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还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呢？答案同样也不肯定。在普林斯顿大学，新生入学时都要参加两周左右有关诚信的集中培训，而培训结束后不久，艾瑞耶利和他的同事就对这些新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发现传统的一般性诚信说教并不能改善学生们“有节制作弊”的行为倾向。但有趣的是，在接下来的另一个实验中，艾瑞耶利稍作改动，让两个实验组的答题人都可以撕毁试卷自行汇报答题正确率，但其中一组在答题前被要求回忆自己最喜欢的十本书的书名，而另一组则被要求先默写摩西十戒，结果发现后者的作弊倾向明显低于前者；而在此，即使默写十戒的答题人压根是无神论者，或者即使信教但却并不能准确说出十戒究竟是何内容，但这都不影响在答题前完成默写所起到的增强行为诚信的效果。对于道德先验论者来说，道德戒律看似发挥了作用，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多少也让人啼笑皆非。

在艾瑞耶利的实验发现中，除了默写摩西十戒之外，在答题之前阅读简明扼要的考试纪律并签字也有助于减少作弊。此外，他还发现，当奖励的方式不是直接给予金钱，而是发给兑换券让人们之后再自行兑换成金钱的话，人们作弊的倾向又会有所增加。这些研究看似无非都是有关如何对付小作弊的小伎俩，而艾瑞耶利也承认，他的实验并不涉及大是大非巨贪巨骗。但小小的不诚实从来都只处于人们道德视域的模糊地带，无论道德谴责还是法律规制都被认为是缺乏必要的上纲上线，这恰恰才是问题所在。艾瑞耶利尖锐却又无奈地指出，仅在他做的这数次实验当中，因为实验参与者的这些作弊行为，他就已经“损失”了至少六七千美元，而倘若这类行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话，即使再鸡毛蒜皮，累积在一起就足够骇人听闻：据统计，每年，美国人在工作单位大大小小“揩油”的数额总计可达6000亿美元，少报税款3500亿，而向保险公司多报赔偿额240亿——“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危机与诚信缺位有关的话，那在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面前，伯尼•梅道夫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说到这里，艾瑞耶利才情不自禁地挥起了先前一直放在牛仔裤口袋里的右手。尽管坐在后排，我还是能看到他的右手有几只手指残缺不全。十八岁那年，艾瑞耶利周身70%面积的皮肤在一次爆炸中被烧伤。之后的住院治疗过程中，护士每天需要将他身上的绷带揭开给他上药，然后再重新包扎。由于身体多数部位没有皮肤，因此每一次揭开已经粘在肉上的绷带对烧伤病人是极其痛苦的过程。而艾瑞耶利却逐渐开始留心仔细体会思考揭开绷带的不同方法在给病人造成身心痛苦方面存在的相对差异，并从这段经历当中生发了日后对研究人类行为的浓厚兴趣。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研究不但在学术界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作者也都纷纷面向学术圈外的读者撰写了大量相关读物。而就我所见，艾瑞耶利的这本《可预见的非理性》，在原创性和可读性都堪称突出。也许，曾经的痛苦经历反而使他具备了超越一般人的灵感和敏锐，而这对于从事以见微知著见长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来说，应该算一个重要的优势吧。

2009年3月28日

于杜兰姆前街

伦理/道德/伦理道德

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就这样来了。三年级的学生们重新回到教室，课前习惯性的懒腰里，伸展出经历一个暗流涌动的夏天后的如释重负。星期三下午的伦理与职业操守课，对不少人来说却已是一周中的最后一课，只待结束便回家安度劳工节前的“超长周末”去了。伦理与职业操守是法学院高年级学生唯一一门必修课，听来类似国内学生都避不开的思想政治。所不同者，法学院里的伦理与职业操守课让学生坐在课堂里更加感觉无甚头绪，不知所云，倒不如思想政治课那样至少主旋律够鲜明。这大概是由于法律职业语境中“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之间的分殊与张力造成的。律师所谓“职业道德”，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判断终极善恶的道德，而是专门针对律师职业厘定的一整套具体的操作性伦理规则，不用于判断一人是否道德高尚，而是为约束律师执业行为符合法律共同体为内部外部所期待应达至的标准，这标准的核心则在于最大程度上主张及维护客户利益。尽管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制在联邦体制下属于州权力范围，但美国律协拟定的《律师从业行为模范准则》在全国被参照采纳，既是法学院伦理与职业操守课要求教授的内容，又是申请各州律师资格在实体法律知识之外必定考核其理解掌握水平的文本。伦理准则描述行为标准，规定违法后果，因此实际上就是约束律师的法律；学习伦理准本身因此也是一种法律学习，而不是一种道德熏陶。

但麻烦就麻烦在“伦理”这两个字上头。正如维特根斯坦异常狡黠地发现的，语言常常是一种陷阱，不是怎么想决定怎么说，而是怎么说决定怎么想。日常语言中人们并不细致严格地区分道德和伦理，而即使到了职业语境，“一个好律师能不能同时是一个好人”这样的问题也总是躲也躲不开。第一节课照例布置了案例，学过民事诉讼法的都耳熟能详，斯伯丁诉齐默曼，讲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桩严重车祸后发生的事情。肇事司机和受伤乘客是十几岁两个小哥们儿，双方父母也是老友，尽管被害方提起诉讼，但经过审前程序还是以6500美元（在当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达成了和解。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两年后当年受伤的男孩应征入伍，体检时被发现一处动脉血管肿瘤，情况严重，随时都可能因破裂而引发生命危险。虽然男孩经及时手术逃过一劫，但家长心中疑云密布，刨根问底，发现原来动脉瘤已不是一天两天。早在当年达成和解之前，被告律师为取证曾另找医生为男孩进行检查，而该医生检查中已发现了这个动脉瘤，并报告说如有确切记录证明该动脉瘤在车祸前并不存在，那么动脉瘤与车祸之间就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是为维护自己客户的利益，被告律师并没有将此信息披露给原告或法庭。真相大白，原告恍然大悟，气愤难当，向法院提请撤销当年的和解。

从职业伦理的角度看，律师当时选择将那份医疗检查报告隐匿下来并没太大问题；毕竟如果该报告交到法庭，无论和解还是判决，被告要赔偿的数目都可能远远超出6500美金。可任何人读了这样的案例，都没法不直觉上感到被告律师这么做有点不对头，包括法院也在挑不出律师毛病的情况下另找其他理由将原先的和解撤销。而一个学生举手发言说，换了是他，当时就一定会把这个报告提供给原告，毕竟人命关天，哪怕事后按照自己会遭受业内处分也在所不惜。这种“大无畏”的道德情操，结合斯伯丁案的具体语境，似乎并不构成太大的道德难题。不太容易想明白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律师伦理准则本身不能直接将道德要求容纳其中呢？

在斯伯丁案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案件之后，美国律协修改了《模范准则》，允许律师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情况下披露客户保密信息。但吊诡的是，《准则》仅是“允许”，却不要求“必须”披露。如果挽救生命高于维护客户利益在道德上如此毫无疑义，为什么伦理准则却还是要让律师在具体情境中自行抉择呢？

也许，伦理准则总是要与道德确信保持一定距离，以尽量把法律职业变成一个非道德（a-moral）——而非不道德（im-moral）的场域。只有在这样一个场域里，为一个明知血债累累的恶棍做刑事辩护，不遗余力为其寻求开罪，才算不得“善恶不分”或“倒行逆施”。但对于很多把道德看得比天大的法律人来说，给法律职业贴上“非道德”的标签本身也未必能够接受。对这些法律人来说，恐怕解决认知不谐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将法律的职业伦理本身也同样视为一个道德体系，让符合伦理者也变成符合道德者。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现代法律共同体的流行话语中，为杀人凶犯做辩护非但不可谴责，反而堪称义举。然而既是在道德上默认两种并不完全兼容的体系，似乎就落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陷阱，而相对主义难道是道德本质主义者可以接受的么？

走神到这里，发觉已经下课了。几个女同学还在情绪十分高昂地争辩，尽管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调在一开始就让我周围几个男生面面相觑起来了——法学院的男生似乎非道德或者道德相对主义者更多些，大概是这堂课唯一有趣些的发现吧。

2008年8月31日

于杜兰姆前街

对法律学者来说，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写文章很容易，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写学术文章却很难。“轰动案例”自“法治”时代之前的“法制”时代起就一直激发着学者的创作欲望，然而成文作品的铺天盖地并不等于学术成就的硕果累累。市场在较短期间内对应景文章的旺盛需求使得“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在绝大多数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变成“以轰动案例为中心”，乃至干脆是“以轰动为中心”。第一段描述以至渲染事实，第二段给出法律意见，第三段或则批评抨击或则呼吁提倡——在如是经典“三段论”写作过程中，学者离开了其基本社会职能，虚化成一个空泛的箩筐。围绕轰动案例真正将这箩筐填充起来的，是记者、时评家、律师、社会活动家等市场更急切需要的功能性角色。因为空余一个纯粹的符号，“学者”及其“以轰动案例为材料”的写作变得与学术研究缺乏多少实质性关联。

这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批评学者不务正业，更不是否定“以轰动案例为素材”撰写的笔者所谓“非学术”文字所具有的其他社会价值——事实上，如果社会真的需要，学者未必就不应去填空补缺扮演其他角色。但如果学者们一窝蜂地以非学者的方式处理轰动案例，由此使得轰动案例得不到学术化处理，这难免让人疑问：难道轰动案例本身只有新闻时政价值，而无任何学术价值？可若果真如此，“学者”的学术研究职能不在场，“学者”的符号却被不断拖入与轰动案件有关的话语实践当中，这一现象在社会分工层面上的合法性就难以证成。而如果轰动案例并非没有学术价值，那么缺乏学术的发掘、对待和处理的现状，可能就隐含了失职。

《理论法学的迷雾》一书是“以轰动案例为素材”的学术作品。作者桑本谦博士通过本书的写作，身体力行地展示了轰动案例作为素材对法学理论研究可能存在的价值。作者在本书开篇的绪论中明确指出现实中专家学者对热点案件所做的评论缺乏学术性。按照他相当尖锐却不失贴切的说法，法律学者对轰动案件的见解思考不深论证不力，基本停留在以法言法语包装道德直觉的水平上。而在作者看来，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以轰动案件为素材的法律研究，必须借助社会科学资源，必须用社会科学的学术分析超越道德直觉，并通过这种学术性的分析解构道德直觉，揭露被道德直觉掩盖了的重要问题。本书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进行这种学术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展示的，是社会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在发掘、分析和论证轰动案件蕴含的制度与社会性问题时所具有的理论力量与实践意义。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寄托的学术目标，绝不仅仅是——甚至干脆就不是——轰动案件及其轰动效应本身。

从学者之为学者（而非记者或律师）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明智——或采取本书的用语，理性——的选择。“轰动”永远只是一时的新闻效应，而学术出版物至少追求其寿命要超过看完当时即可留在洗手间的报纸。许多读者在刚刚翻看本书目录时可能会觉得“以轰动案例为素材”这一副标题多少有点“标题党”：书里所讨论的案例，虽都曾轰动过，却都已（乃至早已）不再轰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应是有意的。一方面，正由于尘烟基本散去，特别是，在“轰动”当中难免提升起来的肾上腺激素慢慢降回正常水平，学者才真正有可能冷静地打量这些案件，考虑问题何在，用上足够的时间（而非一蹴而就）进行分析，并以具体严谨的社会科学方式而非诗情画意的指点江山手法将思考进行呈现。另一方面，尽管对“不能免俗”抱有理解，但我还是想指出作者在副标题中使用的“轰动案件”字眼多少存在营销方面的考虑；而读者则需要注意，本书只是以轰动案例为“材料”，因此与常见的就事论事的轰动案件评论具有重大区别。作者选取讨论的“轰动案例”实际上首先不因其曾轰动。影视明星离婚案通常都很轰动，但却没有多少法律学术讨论的价值；辛普森案比“纽约地铁枪声案”要轰动得多，但后者对美国法律的学术意义和制度影响却远远大于前者。用作者的话说，更贴切地，他讨论的是“疑难案件”，而这些案件的学术价值在于个体事件代表的现象所牵涉或隐喻的制度及理论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当然，“轰动”并非与本书完全无关。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案件的轰动，可以“借个人气”，法律学者们“用来包装道德直觉”的法言法语才会纷至沓来；这些话语本身就是轰动的有机构成。本书的一个重点正是针对这些话语展开的学术批评。结合案例，作者做了一些具体的批评。就这一点而言，作者没有第一时间跟进仍然是聪明的。对于学术批评而言，“后发制人”的优势是巨大的，而这实际上是社会分工赋予学者的制度性优势，因为学者之外比如记者，其使命就是冲锋陷阵，而根本没有深思熟虑的特权。但本书在学术批评方面的成功绝不只是先看牌再出牌这么简单。作者通过每一个具体批评力图揭开的，是长久以来笼罩在整个理论法学上空的迷雾，即将法学理论封闭自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纯洁的预设作为讨论和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我赞同作者的观点，认为以道德哲学和法律解释学为主体的法律理论不但在分析复杂实际问题时孱弱贫乏，其智识品位也很容易因意识形态化而相对低下，并且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如果这篇序言在任何意义上造成了读者的先入为主，那就浪费了作者的布局和构思。作者“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对话平台，或作者所说的一个“竞技场”。因为是人所共知的“轰动案例”，所以这个竞技场的入场票价不高，不需要有多么“深厚”的所谓法学背景的观众也未必就不能进来看个门道。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具体案件中的具体问题为基点，所有的理论讨论最终都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得到检验，因此不需作者高调鼓吹，读者对比较的结果一看便知。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特别是法学方法论的争吵，即使在当代中国学界，喋喋不休也已十多年，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学者之间隔空喊话，持续不断地交换外国名字和外国文本，很难有什么结果。这一过程中缺乏的就是在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书本中的伪问题——面前拉出来遛遛的见识与胆识。只有以具体问题为准绳，有效的对话和比较才真正可能。而只有当对话和比较着眼于具体问题，学术讨论才不会沦为为争胜负拼修辞拼嗓门的辩论赛（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竞技场”的隐喻可能也有误导）

写序言者不便大肆总结介绍书的内容提前搅了读者胃口，但既然受人之托，为作者说话也没必要太过遮掩。首先越俎代庖帮作者事先做一个铺垫：任何学术论证和分析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本书同样不可能例外，我相信作者一定欢迎甚至渴望进一步的批评。但在批评本书时，或许评论者应该首先确认自己的批评并非从法学的自治性、道德哲学的必然正确性/重要性以及理性选择的“拜金性”等“不可动摇”的前提出发。从自己的信念而不是问题出发的自说自话式的“批评”对于实现知识增量这一学术目标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其次，我诚恳地将本书推荐给和我一样在法学领域刚入门或入门不久者。从问题出发、越过话语表象直面问题的思考习惯需要在学习研究刚上路的阶段就有意识地自我养成，而好的范例对此帮助很大。此外，本书中的文章逻辑结构完整，论证分析层层剥茧，材料上既有发散，但又能始终围绕论题主线，从头到尾读下来一气呵成，在风格方面对学习学术写作者来说也是很好的借鉴。

最后，可能听来扯得有点远，我认为本书对于国内法学院的教学也有一定意义。几年前我还在国内念本科的时候，“案例教学”似乎仍是一个说起来颇为“洋派”的概念。一方面大家笼统地认为这套英美的洋玩意儿是“先进”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又以大陆法系不适合或者没必要用案例教学而敬而远之，或者，可能以为课堂上或考试时出个基本上还是解释法条的案例题就算是案例教学了。至于“案例教学”可以用在“法理学”教学当中，那可能更加不可想象。事实上，根据我自己在美国念书的体会，所谓案例教学，在案例中学法律规则（即所谓“判例法”）只是一方面，从案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适用理论解决问题，从问题出发反思理论，这一整套思维训练才是案例教学的基本目标。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学术训练，这一训练目标具有超出英美判例法环境之外的普遍意义。本书的写作和论证风格与所谓案例教学在思路上不谋而合，案例教学中经常运用的区分、类比、 发散、反伸等技术的运用在本书中也非常多见。考虑到本书是“以轰动案例为素材”，我相信除了作者之外的许多老师在课堂上也都会讲到这些案例。如何将案例分析作为手段最有效地训练学生思考，本书或许也能提供一些启发。

2008年6月中初稿于纽约

道德义务与道德文章

近一期《哈佛法律评论》刊登了一篇题为“再不要任何人饥寒于富足世界”的学生评论。文中匿名作者设计了四个假想的“道德抉择”，试图说明对法律人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合乎“道德”与“正义”。作者推理说，如果道德意味着牺牲一辆法拉利则能拯救铁轨上危在旦夕的婴儿，或省下用于奢侈消费的250美金则能拯救一个即将饿死的非洲儿童，那么道德就要求法律人为服务公益而放弃自己的消费需求；类似地，如果正义意味着免费赠餐时优先供给流浪汉而非饕餮客，在提供社区劳动时优先服务需要搭建草房的无家可归者而非要盖高尔夫球装备仓库的富裕户（因而是罗尔斯意义上的“正义”），那么法律人追求“法律之下的平等正义”就应选择公益法律职业，而非商业法律服务行业。作者的行文风格简洁明快，少有法律人文字爱兜圈子的特点，因此全文传达的信息鲜明突出——正如网友辛辣总结的，该评论中心思想一句话：谁去做商业律师（而不是做公益法律服务），谁就是在残杀无辜儿童，或至少见死不救。

可以想见，鉴于《哈佛法律评论》的影响力，此文一发哗然一片。呼吁法学院学生利用所学服务公益本身并不新鲜。事实上不但在校期间法学院普遍强调并强制要求学生参与法律与非法律的公益服务，许多资金充足的法学院还通过学费补贴或协助还贷等财政手段激励学生毕业后选择收入较低的公共法律职业（如政府或NGO组织）。但撰写这篇评论的匿名作者显然对现状不以为然。在文章开头结尾两次对哈佛校园中一幅雕塑作品进行了激情饱满的误读后，他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绝对化的道德命题：只要这世上仍有人饥寒交迫或仍存在不义，法律人将自身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用在其他地方就都构成道德缺陷甚至罪错。这对于绝大多数计划或已经在毕业后进入商业律所的法学院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指控。

哈佛法学院内一向有左派阵地，从罗伯托•昂格尔到邓肯•肯尼迪，都是西方法律职业乃至法律制度重利轻义嫌贫爱富本质的严厉抨击者。既有公然在课堂上宣扬颠覆现状的老师，则不少学生政治倾向偏左也不足为奇。但即便如此，《哈佛法律评论》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大本营。外界普遍认为，《评论》当前学生编辑部过分热衷于赤裸裸地宣扬道德政治，可能伤害到刊物本身来之不易的崇高学术声誉。部分较为传统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类通篇几乎找不到任何传统意义上法条分析因此完全没有实际用途（被律师法官引用）的文章，根本不该出现在法学刊物上。在近几十年法学院学术化、法学学术与法律实践分化的合法性已基本在业内获得承认的背景下，这种批评并不十分切中要害。更多的人认为这篇文章出现在《评论》上的荒诞之处在于，即使作为一篇道德政治文章，其逻辑上也漏洞百出，同时完全不切实际，让人难免对哈佛学生的水平以及神智正常程度产生怀疑。这种批评也不完全到位。一篇道德文章的成功关键往往就在于简单明了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任何试图获得实际影响力的道德命题或规范事实上都需要避免繁复的逻辑推论和细致的区分技术。一项道德宣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越多，其纯粹性和真诚性听上去就越少。长篇大论地分析在N种具体条件满足的特定情境下法律人才在道德上有义务服务公益，并就这条规则进一步提出N+1种例外，听上去比“只要有人需要你就应服务公益”这样的简单命题不但要虚伪很多，也会让普通人晕头转向——这也正是作为学术的道德哲学几乎从来没有影响到人们现实道德生活的原因所在。但反过来，正是因为好的道德文章必定需要简明扼要非黑即白的修辞力度，这与法律学术分析通常要求的全面细致、层层剥茧乃至穷尽逻辑与事实可能的品质格格不入，因此也就不具备值得严肃对待（例如发表在最老牌的法律学术刊物上）的法律学术价值。

当然，对于这篇评论的“匿名”（事实上他的身份背景和过往行止已很轻易地被“人肉”出来了）作者来说，“言不及义”的“法律学术价值”本来也未必在其考虑之列。其实，在聚光灯下说不用讲道德，和同样在聚光灯下说要讲道德，大概一样都是很酷的事情。但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范跑跑是在炒作，却往往对如纽约前州长之类在公共场合高唱（性）道德者（却正因为嫖妓被捉而辞职）缺乏警惕。道德家从来不等于有德者。道德话语与道德实践更是缺乏直接联系。用于掩盖各种目的的道德文章层出不穷，大概是每个时代所谓“道德败落”的最佳表征。而被历史接受的道德先知却往往意味着以身行道乃至以身殉道。也许，如果同样是一天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写一篇道德文章比用来写一篇法律学术文章是更加符合道德义务要求的？也许。但在同样意义上，显然还有比写道德文章更加道德的选择。